資本主義正在系統性地將年輕一代培養成自己的掘墓人。2020年1月5日，星期日，凌晨2點44分。當時有不為世人所知的一封電子郵件，現在在網路上開始瘋傳。發件人是彼得·蒂爾(Peter Thiel)，著名的億萬富翁、《從0到1》的作者、Facebook的首位外部投資者、被譽為“國王締造者”的男人。而收件人名單堪稱科技世界的“政治局常委”：馬克·祖克柏、尼克·克萊格、雪莉·桑德伯格、馬克·安德森……郵件的主題是“千禧一代”（Millennials）蒂爾在郵件中寫下了這樣一段話，如今讀來是一則冷靜到令人不寒而慄的政治預言，我們有必要逐字逐句地理解它的份量：“當70%的千禧一代說他們支援社會主義時，我們必須做得更好，而不能僅僅因為說他們‘愚蠢、嬌生慣養或被洗腦了’就將他們打發掉；我們應該努力去理解‘為什麼’。從一個破碎的代際契約（broken generational compact）的角度來看，答案對我來說似乎相當直白，那就是：當一個人背負了過多的學生債務，或者住房變得過於遙不可及，那麼他將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處於‘負資產’（negative capital）狀態，並且/或者發現通過房地產的形式來開始積累資本是極其困難的。如果一個人在資本主義體系中沒有自己的‘利益相關’（no stake），那麼他很可能就會轉而反對它。”這封午夜備忘錄，是一位終極資本家對資本主義體系的警告，也是我們理解當下西方乃至全球青年困境的最佳切入點。01. ”無產者“的回歸蒂爾的診斷書核心有三個關鍵詞：破碎的契約、負資產、無利益相關。我們一個一個來看1, 破碎的代際契約 broken generation compact“代際契約”曾是戰後資本主義的基石。它向年輕人承諾：只要你遵守規則——努力學習、辛勤工作——你就能分享經濟增長的果實，擁有比你父輩更好的生活。這條“階梯”清晰可見：一份穩定的工作，一棟帶院子的房子，一個不斷增值的退休金帳戶。然而，對千禧一代和Z世代而言，這條階梯被抽走了，因為體系出了兩個致命的結構性問題一是高等教育的“騙局”：大學從一張通往中產階級的門票，變成了一台債務製造機。飛漲的學費與停滯的收入增長形成剪刀差，使得大學文憑的“投資回報率”急劇下降。年輕人畢業時，拿到的不是開啟未來的鑰匙，而是一副沉重的鐐銬。這筆債務在美國幾乎無法通過破產來豁免，它將伴隨一個人幾十年，像一種現代“原罪”，從一開始就剝奪了其資本積累的權利。其二是沒有自己的房子：住房，這個曾經普通人積累財富最主要的工具，如今變成了一座難以踰越的堡壘。在嚴格的土地使用法規、金融資本的炒作和代際財富集中的共同作用下，房價與年輕人收入的比值達到了歷史性的極端水平。他們成為了“永久租客”。每一筆租金，都是一次從無產者向有產者的財富淨轉移。2. 負資產 Negative Capital 從零開始已是奢望蒂爾創造的“負資產”（Negative Capital）一詞極很殘酷，因為年輕人的起點不再是零，而是深淵。一個背負著10萬美元學生貸款的大學畢業生，其淨資產是-10萬美元。這意味著他未來數年的勞動，首先是為了填平這個坑，而不是為自己建設未來。每一筆還款，都意味著放棄了一次投資機會、一筆購房首付、一份創業基金。這種狀態從根本上改變了個體的風險偏好和人生規劃，讓他們變得更加保守、脆弱，也更加依賴一個看似能提供“保障”的強大政府。3. “無利益相關” No Stake這是蒂爾整個邏輯鏈的終點，也是其最具顛覆性的政治洞察。當一個人沒有資產，沒有恆產，沒有分享到體系增長的紅利時，他為什麼要支援這個體系？當“資本主義”對他而言只意味著債務、租金和渺茫的希望時，守護“私有財產”的號召對他來說就顯得空洞甚至虛偽。從理性經濟人的角度看，一個“無利益相關者”支援那些承諾重新分配財富、提供更多福利和保障的“社會主義”政策，是完全合乎邏輯的。02. 症狀分析蒂爾的警告在過去十年中不斷被現實印證。從2011年的“佔領華爾街”運動高喊“我們是99%”，到伯尼·桑德斯兩次掀起聲勢浩大的競選浪潮，再到AOC（Alexandria Ocasio-Cortez）等一批“民主社會主義者”進入國會山，西方政治的鐘擺正在以驚人的速度左轉。這種轉變的根源是深刻的經濟現實。但主流的、溫和的政治家們無法或不願觸及學生債務和住房這兩大核心議題時，選民，尤其是年輕選民，就會將選票投給那些願意“談論真正問題”的激進派。正如蒂爾所承認的，儘管他極度不認同這些左翼政客的解決方案（如租金管制、全民福利），但他完全理解他們為何能贏得選舉——因為他們至少正確地診斷了病症。左翼的崛起，是對一個無法再為年輕人提供未來的體系的集體反抗。彼得·蒂爾的分析框架，對觀察中國社會同樣具有深刻的鏡鑑意義。儘管國情與制度截然不同，但中國年輕一代所面臨的底層經濟壓力，與蒂爾描述的困境有著一定相似性。當下年輕人發現，學歷的快速“通膨”使得高學歷的回報邊際效應遞減，許多年輕人發現，自己多年的寒窗苦讀，換來的可能只是一份薪水微薄且不穩定的工作。在中國的一線和新一線城市，房價與收入比同樣長期處於世界前列。擁有一套屬於自己的住房，對許多在大城市打拚的年輕人而言，是一個需要“六個錢包”支援且可能要窮盡半生才能實現的夢想。這種經濟壓力，催生了中國獨特的社會心態——“內卷”與“躺平”。“內卷”是察覺到上升通道狹窄後，被迫進行的“原地踏步式的惡性競爭”；而“躺平”則是一種消極的、非合作式的抵抗，通過降低慾望、放棄競爭，來表達對這套“遊戲規則”的無聲抗議。無論是“內卷”還是“躺平”，其核心都與蒂爾所說的“無利益相關”高度一致：當個體感知到，無論如何努力，都無法突破既定的結構性障礙，無法獲得與付出相匹配的經濟回報（即建立自己的‘stake’）時，他們就會從心理上退出這場遊戲。彼得·蒂爾的這封午夜郵件，之所以應該被反覆閱讀和思考，是因為它提供了一個超越左右翼意識形態爭吵的、直抵問題核心的分析框架。它警告我們：任何一個社會或經濟體系，其長期的合法性和穩定性，最終都取決於它能否為下一代人提供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和一條清晰可見的上升通道。對於政策制定者、企業家和每一個關心未來的人來說，接下來的問題是：我們是如何通過結構性改革，修復這個破碎的代際契約，讓年輕人重新成為體系的“利益相關者”？各個國家寫下的答案，將決定下一個十年的世界格局。 (TOP創新區研究院)

“你相信什麼重要的真理，是大多數人不認同的？”（What important truth do very few people agree with you on?）這是 Peter Thiel 在面試時最愛問的問題，也是他的暢銷書《從 0 到 1》開篇名句。如果你問他自己這個問題，答案可能是：2003 年，當所有人都在做社交網路時，他選擇為 CIA 做資料分析；2014 年，當比特幣跌到 400 美元時，他買入 2000 萬美元；2022 年，當所有人都在喊“比特幣 10 萬美元”時，他清空了所有持倉。今天，57 歲的 Peter Thiel 坐擁 266 億美元財富。他創立的 Palantir 市值 4000 億美元；他投資加密貨幣獲利 25 億美元，最近熱門的幣股 BMNR 和已上市的加密交易所 Bullish 背後，都有他的投資；而他培養的 J.D. Vance，已經成為了美國副總統。但放眼矽谷，他依然是個異類：一個公開支援川普的億萬富翁，一個為情報機構服務的科技創業者，一個在所有人買入時賣出的投資人。這是一個關於逆向思維如何創造財富，以及耐心如何轉化為權力的故事。PayPal 宮斗劇1998 年 12 月，31 歲的 Peter Thiel 和 23 歲的 Max Levchin 在帕洛阿爾托創立了 Confinity。幾乎同時，Elon Musk 創立了 X.com。兩人的公司正在燒錢大戰，都想成為網際網路支付的霸主。三個月後，兩家公司合併成立 PayPal，由 Musk 擔任 CEO。但蜜月期只持續了 6 個月，2000 年 9 月，趁 Musk 在澳大利亞度假時，公司董事會投票罷免了 Musk 的 CEO 職位，由 Thiel 接任。罷免的表面理由是技術分歧，Musk 要把系統從 Unix 遷移到 Windows。但更深層的原因是兩人對公司方向的根本分歧：Musk 想要建立一個全能的金融服務平台，Thiel 只想專注做好支付。這是矽谷歷史上最著名的宮斗劇之一，Thiel 的這場政變處理的也很精妙。選擇在 Musk 不在場時發動，事先拉攏當時 PayPal 的技術負責人 Max Levchin 尋求支援，用技術理由包裝權力鬥爭。掌舵者更替後，PayPal 專注於支付業務，快速實現盈利，並在 2002 年以 15 億美元賣給 eBay。Thiel 作為最大個人股東，從中套現了 5500 萬美元。這筆錢成了他進入投資界的第一桶金。投資前同事二十多年後，當人們談論矽谷的權力結構時，總是繞不開一個事實：那些最有影響力的人，很多都曾在同一家公司的同一間辦公室裡工作過。而那間辦公室的主人，就是 Peter Thiel。2002 年 10 月 ebay 收購完成後，拿著 PayPal 套現的 5500 萬美元，Thiel 創立了投資基金 Founders Fund。他的第一批投資對象幾乎都是 PayPal 的前同事，這個群體後來也被稱為“PayPal 黑幫”：Reid Hoffman 剛創立 LinkedIn 時，Thiel 是首個外部投資人，投了 50 萬美元；Chad Hurley 和陳士駿在搗鼓視訊網站 YouTube 時，Thiel 參與了早期融資；Jeremy Stoppelman 想做本地點評網站 Yelp，Thiel 給了第一筆種子資金...最有意思的是他和 Musk 的關係。2000 年那場“政變”後，兩人表面上分道揚鑣。但 2008 年，當 SpaceX 即將破產、第四次發射失敗可能意味著公司終結時，Founders Fund 領投了 2000 萬美元。這筆錢讓 SpaceX 撐到了 NASA 的合同。投資前同事們的業務，也讓 Founders Fund 大獲成功。YouTube 被 Google 以 16.5 億美元收購，LinkedIn 最高市值超過 260 億美元，SpaceX 如今估值超過 2000 億美元。但 Thiel 真正在意的似乎不是錢，“PayPal 黑幫”逐漸控制了矽谷的半壁江山。Reid Hoffman 成了矽谷的“超級連接者”，幾乎每個創業者都要通過他找關係；David Sacks 從創業者變成了播客主持人，他的 All-In 播客影響著整個科技圈的輿論，本人更是白宮的加密沙皇。Musk 更不用多說，從特斯拉到 SpaceX 再到 X，幾乎定義了這個時代的科技野心。更奇妙的是，這個網路有著超越商業的忠誠度。2016 年，當 Thiel 因支援川普被整個矽谷孤立時，PayPal 黑幫的成員們保持了沉默。他們可能不認同他的選擇，但沒人落井下石。到了 2024 年，當 Thiel 推動 J.D. Vance 參選時，David Sacks 不僅捐了款，還在播客上公開背書。Peter Thiel 的每一筆投資，都是在自己的權力網路上增加一個節點，每一個成功的投資退出，都讓這個網路更加堅固。押注 Facebook，上市就賣出2004 年夏天，20 歲的哈佛輟學生祖克柏也找到了 Thiel。當時 Facebook 使用者剛突破 100 萬。而社交網路賽道已經很擁擠，Friendster 有 700 萬使用者，MySpace 有 500 萬使用者。矽谷的主流投資人都不看好 Facebook，但 Thiel 問了祖克柏一個問題：“Facebook 和 MySpace 有什麼不同？”“在 Facebook 上，你必須用真名。”祖克柏回答。就是這個看似簡單的差別，讓 Thiel 做出了判斷。他後來也在自己的那本《從 0 到 1》中寫道：真實身份意味著信任，信任意味著真正的社交關係，而不是虛擬的粉絲數。2004 年 9 月，Thiel 個人投資 Facebook 50 萬美元，獲得 10.2%的股份。這筆投資的條款簡單得令人吃驚，沒有董事會席位的要求，沒有優先清算權，甚至沒有反稀釋條款。接下來的故事證明了他的判斷。2005 年，當 Accel Partners 以 1.27 億美元估值投資時，其他 VC 才意識到錯過了什麼。到 2007 年，微軟以 150 億美元估值入股，Facebook 已經成為現象級產品。2012 年 5 月，Facebook 上市，開盤價 38 美元。大部分早期投資者選擇持有，但 Thiel 在 IPO 當天就賣出了 1680 萬股，套現約 6.4 億美元。隨後幾個月，他繼續減持，最終將初始對 Facebook 投資的 50 萬美元變成了超過 10 億美元的盈利，投資回報超過 2000 倍。Facebook 股價後來的確漲到了 300 多美元，似乎 Thiel 沒有將這筆投資收益最大化。但就在 Thiel 套現後的兩年，2014 年，比特幣價格跌到 400 美元。一邊是所有人都在追捧的明星股票，一邊是所有人都在恐慌的新興市場。Thiel 再一次選擇了後者。抄底逃頂，建構加密帝國2014 年，比特幣價格 400 美元，剛從 Mt. Gox 倒閉的廢墟中爬出。整個加密市場總市值不到 50 億美元。就在此時，Peter Thiel 的 Founders Fund 悄悄買入了 1500-2000 萬美元的比特幣，均價不到 500 美元。這筆投資如此之小，甚至沒有出現在基金的季度報告中。從 2014 到 2022 年，Founders Fund 沒有賣出一個比特幣，甚至在 2017 年和 2020 年兩次加倉。2022 年 3 月，當比特幣還在 42,000 美元的高位時，Founders Fund 突然清空了所有持倉。根據《金融時報》後來的報導，這次套現獲得了 18 億美元。兩個月後，Terra/Luna 崩盤，加密市場開啟了史上最慘烈的熊市。到年底，比特幣跌到 15,500 美元。有趣的是，就在精準逃頂套現後的 4 月，Thiel 還在邁阿密比特幣大會上發表激情演講，稱比特幣是“金融自由的未來”。他甚至製作了一個“敵人名單”，把巴菲特稱為“來自奧馬哈的蘇格拉底式老爺爺”，因為他不支援比特幣。台下的信徒們瘋狂鼓掌，但沒人知道這位“布道者”剛剛完成了史上最大規模的加密資產減持。但 Peter Thiel 不只是一個精明的加密貨幣交易員。在買賣比特幣的同時，他在系統性地投資整個加密生態系統：-交易基礎設施：2018 年，Founders Fund 領投了 Tagomi Systems，一家為機構投資者提供加密貨幣交易服務的公司。Tagomi 通過聚合多家交易所的流動性解決交易滑點問題。2020 年，Coinbase 以 1.5 億美元收購了 Tagomi。2021 年，Thiel 個人投資了 Bullish，一家由 Block.one 營運的機構級加密交易所。Bullish 的特別之處在於它從一開始就尋求合規，獲得了多個司法管轄區的牌照。2025 年 7 月，Bullish 正式提交 IPO 申請，估值超過 90 億美元。-借貸與 DeFi：Valar Ventures（Thiel 的另一隻基金）在 2019 年投資了 BlockFi，曾經是最大的加密借貸平台之一；但 BlockFi 最終在 2022 年破產。2023 年，在市場最低迷的時候，Founders Fund 投資了 Ondo Finance，當時無人問津的 RWA 賽道，到 2025 年已經成為加密領域最熱門的方向。-項目孵化器：2023 年 10 月，Founders Fund 也投資了 Alliance DAO，取得了其少數股權，並將為 Alliance DAO 投資的公司提供支援。而後者是目前加密行業最大的孵化器之一，也是 Pump.fun 等明星項目們的早期支持者。-歐洲佈局：通過德國的關係網，Thiel 投資了 Bitpanda，奧地利最大的加密貨幣交易平台。2021 年估值達到 41 億美元，成為歐洲最有價值的加密獨角獸。23 年夏天，比特幣在 30,000 美元下方徘徊了幾個月。FTX 的破產審判還在進行，SEC 對加密行業的打擊變本加厲，主串流媒體充斥著"加密已死"的論調。所有人都在逃離的時刻，Founders Fund 又回來了。根據路透社 2024 年 2 月的報導，基金在 2023 年夏末到秋初，分批買入了價值 2 億美元的比特幣和以太坊，各佔一半。時間再次證明了 Thiel 的判斷。2024 年 1 月，SEC 批准了比特幣現貨 ETF。幾個月內，超過 500 億美元的機構資金湧入。到 2025 年 8 月，比特幣突破 117,000 美元，以太坊超過 4,000 美元。Founders Fund 的 2 億美元投資，帳面盈利超過 100%。而在今年 7 月 16 日，Bitmine 宣佈，Peter Thiel 的 Founders Fund 購買了其 9.1% 的股份。回顧 Peter Thiel 入局加密的每一個節點，逃頂、入股與賽道佈局，大多數都踩在了正確的節奏上。在公開場合，他是比特幣的布道者；在實際操作中，他是貫徹逆向思維的執行者。截至 2025 年 8 月，根據各方估算，Thiel 通過加密貨幣累計獲利超過 25 億美元：18 億來自 2022 年的逃頂，5 億來自早期投資的項目退出，2 億來自 2023 年的抄底。這還不包括他持有的 Bullish 股份、Bitpanda 股權，以及最新的 BMNR 投資。繫結美國國運除了投資 PayPal 黑幫，Thiel 實際上也在 2003 年離開 PayPal 後創辦了自己的企業 --- Palantir，一家服務於政府和軍方，為其開發情報系統的公司。當時矽谷的主流是什麼？社交網路、電商、搜尋引擎。而 Thiel 選擇為 CIA 做資料分析。Palantir 的第一筆啟動資金 200 萬美元來自 CIA 的風投部門 In-Q-Tel，Thiel 自己投了 3000 萬。公司取名源自《指環王》的“真知晶球”，能洞察一切資訊的魔法石。接下來的 7 年幾乎沒有任何公開報導。直到 2010 年阿富汗戰爭和 2011 年擊斃本拉登，媒體才知道 Palantir 的情報分析系統在其中扮演了關鍵角色。Thiel 建立的這家公司，客戶名單像諜戰片演職表：CIA、FBI、NSA、五角大樓；但在倡導自由的矽谷，這讓 Palantir 成了眾矢之的。抗議者在辦公室外示威，稱其為“邪惡公司”。員工招聘變得困難，商業化屢屢碰壁。2020 年上市時，華爾街並不買帳。多年從未盈利，過度依賴政府合同。股價從 10 美元一度跌至 5.92 美元。2023 年 ChatGPT 爆發後，Palantir 推出 AIP 平台，把 20 年的情報分析能力與流行的大語言模型結合，服務於更多企業內部的流程管理。當 Google 因員工抗議退出五角大樓 AI 項目時，Palantir 接手了。隨後，軍工訂單開始井噴：2024 年美國陸軍與其簽訂 10 年 100 億美元大單；2025 年 4 月北約正式採購其開發的 Maven Smart System。同時，公司的股價也從 2023 年初 6 美元飆到 2025 年 8 月 187 美元，總市值來到了 4400 億美元，已經超過美國三大傳統軍工巨頭市值總和。Palantir 真正的價值不在股價。這家公司的系統連接著美國權力的每個節點：國土安全部用它追蹤移民，SEC 用它調查內幕交易，IRS 用它查稅。當 Thiel 推動的 J.D. Vance 成為副總統後，Palantir 的政府合同明顯增加。Thiel 通過 Vance 影響政策制定，通過 Palantir 參與權力運作，通過 PayPal 黑幫控制矽谷。這個權力網路的協同效應才剛剛開始顯現。從 2003 年的 3000 萬初始投資，到今天的 4400 億市值，對 Thiel 而言，Palantir 帶來的不只是財富，更是一張通往華盛頓權力核心的通行證。20 年前選擇為 CIA 工作，在當時看來是矽谷最不可思議的選擇。今天回看，這可能是 Thiel 最精明的佈局。矽谷造王，十年不晚2025 年 8 月，坐在美國權力第二把交椅上的，是一個四年前還在罵川普是"希特勒"的人。J.D. Vance，39 歲，美國歷史上最年輕的副總統之一。從耶魯法學院到矽谷，從暢銷書作家到參議員，再到副總統，這條不可思議的軌跡背後，始終有 Peter Thiel 在推動。2011 年 Peter Thiel 受邀在耶魯法學院發表演講，表示精英機構過分關注同輩間的競爭，學生們盲目追求名望階梯的攀升。坐在台下的 J.D. Vance 深受觸動並結識了 Thiel。多年後他撰文稱這次演講為“在耶魯最重要的時刻”，這次演講也改變了 Vance 的人生軌跡。2013 年從耶魯畢業後，他如期加入了頂級律所 Sidley Austin。但僅僅兩年後，他就辭職了。下一站是矽谷的一家生物科技創業公司 Circuit Therapeutics，職位是營運總監。對於一個沒有任何科技背景的律師來說，這個跳躍太大了。Circuit 的 CEO Frederic Moll 後來對媒體承認，僱傭 Vance 部分是因為 Peter Thiel 的推薦。Thiel 的風投基金曾投資過 Moll 的上一家公司，這是矽谷式的人情往來。2016 年，Vance 的職業生涯迎來另一個轉折。他加入了 Peter Thiel 的風投基金 Mithril Capital，成為合夥人。就在同年 7 月，他的回憶錄《鄉下人的輓歌》出版，迅速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榜首。突然之間，這個名不見經傳知道的風投合夥人，成了全國知名的作家和文化評論員。根據《華爾街日報》2024 年的報導，Mithril 的前同事回憶說，在 Vance 任職的一年裡，很少在辦公室見到他；他大部分時間都在全國各地簽售、演講、接受採訪。但這似乎正是 Thiel 想要的，不是培養一個投資經理，而是打造一個公共知識分子。2017 年 3 月，Vance 離開 Mithril 基金，但他並沒有離開 Peter Thiel 的軌道。他先是加入了 AOL 創始人 Steve Case 的 Revolution 基金，然後在 2019 年創立了自己的基金 Narya Capital。Narya 的投資人名單說明了一切：領投的正是 Peter Thiel，跟投的包括 a16z 創始人 Marc Andreessen 和前Google CEO Eric Schmidt。2021 年，Vance 宣佈競選俄亥俄州參議員，期間根據聯邦選舉委員會的公開記錄，Thiel 向支援 Vance 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 Protect Ohio Values 捐贈了 1500 萬美元。這是歷史上個人對參議院競選的最大單筆捐款。不只是 Peter Thiel。他的朋友 David Sacks 捐款 100 萬美元，其他矽谷人士紛紛跟進。最終，科技行業的捐款佔了 Vance 競選資金的大部分。一個俄亥俄州的參議院席位，成了矽谷資本的投資標的。從 2022 年 11 月當選參議員，到 2024 年 7 月被提名為副總統候選人，Vance 只用了不到兩年。這個速度在美國政治史上極為罕見。多家媒體報導，在川普選擇副手的過程中，來自矽谷的聲音異常一致。不只是 Peter Thiel，還有 Elon Musk、David Sacks 等人都在推薦 Vance。這些科技富豪看到的不只是一個副總統，而是他們在華盛頓的代言人。JD Vance 的矽谷網路｜圖源：華盛頓郵報左上順時針起：Blake Masters、Joe Lonsdale、Peter Thiel、Jacob Helberg、David SacksVance 上任後，政策開始傾斜。聯邦政府加大了 AI 和資料分析工具的採購，Peter Thiel 的 Palantir 成為主要受益者；同時美國政府對加密貨幣的監管態度明顯軟化。這些變化或許不能直接歸因於 Thiel 的影響，但時間上的巧合令人深思。Thiel 與 Vance 的關係，或許也代表了一種新的政治影響力模式。 不同於傳統的遊說或政治獻金，這更像是一種“風投式養成”：早期發現有潛力的人才，提供資金和資源支援，幫助他們獲得權力，然後通過意識形態的共鳴實現長期影響。39 歲的 Vance 可能還有數十年的政治生涯。這意味著 Thiel 的影響力投射遠超普通的選舉周期。“你相信什麼重要的真理，是大多數人不認同的？”也許對 Peter Thiel 來說，答案從來都很簡單： 權力，從來不屬於聚光燈下的人。 (深潮 TechFlow)

6月26日，美國專欄作家、《Interesting Times》主理人Ross Douthat對科技界右翼勢力的元老級人物Peter Thiel進行了60分鐘的硬派對話。主題涉及停滯論、反基督、移民火星、加密貨幣、人工智慧、超人類主義、海上定居等超前人類議題。因為大部分時間隱居幕後的Peter Thiel每次出現在訪談場景中，談到的話題都比較「硬核」，經住時間考驗。小編決定把這篇最新的拖了一段時間的內容編譯整理出來分享給讀者朋友學習。希望此文能帶給讀者思考爽感，以及有所啟發。Peter Thiel與幾個特定標籤緊密相連。 「矽谷黑幫」、「右翼勢力」、「停滯論」、「反基督」、矽谷中最早力排眾議支援川普，以及JD范斯的科技投資人。甚至最近被媒體爆出他自己旗下的投資公司Founders Fund在Bitmine Immersion圍繞以太坊構打造財庫公司之前就已預見性的進行了投資，並佔股9%。作者：Ross DouthatPeter Thiel表示自己相對相信「停滯論」。就是從1750年至1970年，超過200年時間，是變革加速的時期。我們一直在加速前進：船隻更快，鐵路更快，汽車更快，飛機更快。這個加速過程在協和式客機與阿波羅登月計畫中達到高峰。自此之後，在各個維度上，事物都已經相對放緩。但Peter Thiel並沒有給出他認為的相對停滯的具體原因。他的思考觀點讓筆者聯想到羅伯特·戈登曾在其著名作品《美國增長的起落》中表達過的觀點。他表示，「1970年後進步仍在繼續，但是主要集中在娛樂、通訊和資訊科技領域，這些領域的進步不會像偉大發明的副產品那樣豐碩壯觀，那樣突然迸發。相反，變化是演進式的、連續的。」羅伯特·戈登給出相對放緩的原因包括：不平等、教育、人口和債務償還，這些阻力減緩了美國經濟的成長。並使所得分配底端99%人口的實際可支配所得的成長率降至接近零。關於宗教話題「反基督」。 Peter Thiel表示，無神論者的哲學架構是「One World or None.？」這是美國科學家聯合會在40年代末推出的短片。而基督教的框架是，某種程度上是同一個問題，是：反基督還是世界末日？要嘛反基督的「世界大戰」，要嘛我們夢遊般地走向世界末日。 「One World or None.」，「反基督還是世界末日」，某種程度上，是同一個問題。反基督者是如何統治世界的？他會發表一些惡魔般的、催眠性的演講，人們很容易就上當了。這就是惡魔，機械姬——。以下是《Interesting Times》節目的最新一期編輯版文字實錄。如果想聽播客可自行搜尋《Peter Thiel and the Antichrist》應該能找到播客原文。Ross Douthat：矽谷是否過於魯莽？我們更該擔心世界末日還是停滯不前？為何全球最成功的投資者之一會擔憂「反基督者」？本嘉賓是PayPal和Palantir共同創辦人，同時也是唐納德·川普和JD·范斯政治生涯的早期投資者。 Peter Thiel是科技界右翼勢力的元老級人物，以資助各種保守派和反主流派理念而聞名。但我們將討論他自己的觀點，因為儘管他身家億萬，但有充分理由認為他是過去20年最具影響力的右翼知識分子。Peter Thiel，歡迎來到《Interesting Times》。Peter Thiel：感謝邀請。Douthat：我想從大約13或14年前開始。你為《國家評論》這本保守派雜誌撰寫了一篇題為《未來的終結》的文章。文章的核心觀點是，動態、快速變化的現代世界其實並沒有人們想像中那麼動態，事實上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科技停滯的時代。數位生活確實是突破，但遠未達到人們的期望，世界基本上陷入了停滯。Peter Thiel：是的。Douthat：你並不是唯一提出這種觀點的人，但你的觀點具有特殊影響力，因為你是矽谷的內部人士，在數位革命中發了財。所以我很好奇：到了2025年，你認為這個診斷仍然成立嗎？Peter Thiel：是的。我基本上仍然相信停滯論。這從來不是一個絕對的論點。我們的主張並不是說我們完全陷入了停滯；而是說在某些方面，改變的速度已經在放緩。它並非停滯，但1750年至1970年——超過200年——是變革加速的時期。我們一直在加速前進：船隻更快，鐵路更快，汽車更快，飛機更快。這在協和式客機和阿波羅登月計劃中達到頂峰。然而，目前在各個維度上，事物都已經放緩。我總是為數位世界（bits）破例，因此我們有電腦、軟體、互聯網和行動互聯網。過去10到15年，加密貨幣和人工智慧革命的出現，我認為這在某種意義上相當重大。但問題是：這是否足以真正擺脫這種普遍的停滯感？在《回到未來》系列文章中，我們可以從一個認識論問題開始：我們如何知道自己處於停滯狀態還是加速狀態？因為後現代的一個特徵是人們高度專業。你能說，除非你一生中有一半時間都在致力於研究弦理論，否則我們在物理學上就沒有進步嗎？或者量子電腦呢？或者癌症研究和生物技術以及所有這些垂直領域呢？那麼，癌症研究的進步與弦理論相比又該如何衡量呢？你必須給所有這些事物權重。從理論上講，這是一個極難把握的問題。正因為這個問題如此難以回答，守護者群體愈發狹小，這本身就值得懷疑。因此，我認為從整體來看，我們仍處於一個相對停滯的世界，但並非完全停滯。Douthat：你提到了《回到未來》。我們剛剛給孩子們看了原版《回到未來》——第一部，有麥可J福克斯主演的。Thiel：那就像從1955年到1985年，倒退了30年。然後《回到未來2》是1985年到2015年，現在已經過去十年了。那時候有飛行汽車。而2015年的未來與1985年大相逕庭。Douthat：《回到未來2》確實把比夫坦南塑造成了一個像唐納德·川普那樣掌權的人物，所以它多少有些先見之明。但沒錯，最引人注目的是建築環境看起來有多麼不同。所以我聽過的最有力的停滯論點之一是，是的，如果你把一個人從不同的時間點放進時光機，他們會意識到自己身處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如果他們離開1860年，降落到——Thiel：或者說，1890年到1970年，那是你的一生的80年。大概是這樣。Douthat：但對我的孩子來說，即使是2025年的孩子，回首1985年，也會覺得這個世界和現在有點不一樣，汽車也有點不一樣，也沒人用手機，但世界看起來還是挺相似的。這雖然不是統計數據，但——Thiel：這是常識性的直覺。Douthat：這是常識。但是什麼能讓你相信我們正處於起飛期？僅僅是經濟成長嗎？還是生產力成長？你會參考那些數據來衡量經濟停滯和活力？Thiel：當然，經濟數據指的是：與你的父母相比，你的生活水準如何？如果你是30歲的千禧世代，與你的嬰兒潮世代父母30歲時相比，你的生活水準如何？他們當時過得怎麼樣？有一些智力問題：我們取得了多少突破？我們如何量化這些突破？進行研究的回報是什麼？從事科學研究，或者說一般意義上的學術研究，確實存在著收益遞減的情況。或許正因如此，它讓人感覺像是一個反社會的、馬爾薩斯式的機構，因為你必須投入越來越多的精力才能獲得相同的回報。而到了某個時候，人們就會放棄，整個體係就會崩潰。Douthat：我們來談談這個問題。我們為什麼要追求成長和活力？因為，正如您在一些關於這個問題的論述中所指出的，20世紀70年代，西方世界發生了一場文化變革——大約在那個時候，您認為經濟增速放緩並開始停滯——人們開始對增長的成本，尤其是環境成本感到非常焦慮。這個想法最終會形成一個普遍認同的觀點：我們已經夠富裕了。如果我們過度努力地追求更高的財富，地球將無法支撐我們——各種環境都會惡化。我們應該安於現狀。那麼，這種說法到底錯在那裡呢？Thiel：嗯，我認為經濟停滯的發生有其深層原因。回顧歷史，你總會問三個問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然後你會問：我們該怎麼做？但還有一個中間問題：為什麼會發生？人們的想法已經枯竭。我認為，在某種程度上，機構衰落了，變得厭惡風險，其中一些文化轉變我們可以描述。但另一方面，我認為，在某種程度上，人們對未來也有一些非常合理的擔憂，如果我們繼續加速發展，是否會加速走向環境災難、核災之類的災難？但我認為，如果我們找不到回到未來的道路，社會——我不知道。它會瓦解，它會無法運作。中產階級－我將其定義為那些期望孩子比自己更優秀的人。當這種期望破滅時，我們就不再擁有中產階級社會了。或許可以建立一個停滯不前的封建社會，或許可以發展成一個截然不同的社會。但這不是西方世界的方式，也不是美國建國前200年的運作方式了。Douthat：所以你認為一般民眾最終不會接受停滯不前？他們會反抗，並在反抗過程中摧毀周遭的一切？Thiel：他們可能會反抗。又或許我們的製度根本不起作用，因為我們所有的製度都是以成長為前提的。Douthat：我們的預算當然是以成長為前提的。Thiel：是的。如果你說，我不知道，雷根和歐巴馬──雷根主張消費資本主義，這本身就是矛盾的。資本家不存錢，而是藉錢。而歐巴馬主張低稅社會主義──這和雷根的消費資本主義一樣矛盾。我更喜歡低稅社會主義，而不是高稅社會主義，但我擔心它不可持續。總有一天，稅收會上漲，或是社會主義會終結。所以它非常非常不穩定。這就是人們不樂觀的原因。他們認為我們還沒有實現某種穩定的、像「格雷塔」那樣的未來。也許它能行得通，但我們還沒到達那裡。Douthat：由於她的名字可能會在這次談話中再次出現，這指的是格蕾塔·童貝裡，這位以反氣候變遷抗議而聞名的活動家，對你來說，我想說，她代表著反增長、實際上專制、環保主義者主導的未來的象徵。Thiel：當然。但我們還沒到那一步。還沒到那一步。如果你真的陷入困境，那將會是一個非常非常不同的社會——Douthat：如果你真的住在一個不發達的斯堪的納維亞小村莊。Thiel：我不確定會不會是朝鮮，但那將是極其壓迫性的。Douthat：有一件事一直讓我印象深刻：當社會中瀰漫著這種停滯感和頹廢感——用我喜歡的一個詞來形容它 ——你也會發現，人們最終會渴望危機，渴望一個能夠徹底改變社會現狀的時刻到來。因為我傾向於認為，在富裕社會，財富達到一定程度後，人們會變得非常安逸，厭惡風險，如果沒有危機，很難擺脫頹廢，走向新的境況。所以對我來說，最初的例子是：9·11事件之後，外交政策保守派普遍認為，我們一直頹廢停滯，現在是時候覺醒，發起新的征程，重塑世界了。顯然，這種局面的結局很糟糕。但類似的事情——Thiel：但是老布希卻告訴人們應該立刻去購物。Douthat：所以它還不夠反頹廢？Thiel：大部分情況下是這樣。有 一些新保守主義者，在一些外交政策的圈子裡，人們把玩真人角色扮演遊戲（LARP）當作擺脫頹廢的一種方式。但主流還是老布什，他們告訴人們去購物就好。Douthat：那麼，為了擺脫頹廢，你願意承擔那些風險呢？現在看來，那些想要反頹廢的人確實需要承擔很大的風險。他們不得不說：瞧，你們擁有一個美好、穩定、舒適的社會，但你猜怎麼著？我們想要一場戰爭、一場危機，或是一場政府的徹底重組。他們只好迎難而上。Thiel：嗯，我不知道能否給你一個確切的答案，但我的方向性答案是：更多。我們應該承擔更多風險。我們應該做更多事情。我可以列舉所有這些不同的垂直領域。以生物科技為例，像是痴呆症、阿茲海默症之類的疾病──我們在四、五十年裡毫無進展。人們完全依賴 β澱粉樣蛋白。這顯然行不通。這只是一種愚蠢的騙局，人們只是在自我強化。所以，是的，我們需要在這個領域承擔更大的風險。Douthat：為了讓我們更具體一些，我想用這個例子來解釋一下：好吧，說我們需要在抗衰老研究中承擔更多風險，這是什麼意思？這是否意味著FDA必須退一步說：任何擁有阿茲海默症新療法的人都可以在公開市場上銷售？醫療領域的風險究竟是什麼樣的呢？Thiel：是的，你會冒更大的風險。如果你得了某種致命疾病，或許能承擔的風險就更大了。研究人員能承擔的風險也更大了。從文化角度來看，我想像中的它就像早期現代，那時人們認為我們能夠治癒疾病。他們認為我們能夠徹底延長壽命。永生是早期現代性計畫的一部分。它是法蘭西斯培根、孔多塞的思想。它或許是反基督教的，或許是基督教的下游產物。它充滿競爭性。如果基督教承諾肉體復活，那麼除非科學也承諾同樣的事，否則它不會成功。我記得1999年或2000年，當時我們還在經營PayPal，我的一位聯合創始人盧克·諾塞克（Luke Nosek）——他熱衷於Alcor和人體冷凍技術，認為人們應該把自己冷凍起來。有一天，我們把全公司的人都帶到了一個冷凍派對。你知道特百惠派對嗎？那裡有人賣特百惠的保單。在冷凍派對上，他們賣——Douthat：只是你們的頭嗎？什麼會被凍結？Thiel：你可以選擇全身或僅頭部。Douthat：選擇“僅頭部”更便宜。Thiel：當點陣印表機無法正常運作時，冷凍政策無法列印出來，這讓人感到不安。Douthat：科技又停滯了，對嗎？Thiel：但回想起來，這也是衰退的症狀，因為在1999年，這還不是主流觀點，但嬰兒潮世代中仍然有一些邊緣觀點，他們仍然相信自己可以永生。那是最後一代了。所以我一直反對嬰兒潮世代，但也許即使在這種邊緣嬰兒潮世代的自戀中，我們也失去了一些東西，至少有少數嬰兒潮世代仍然相信科學可以治癒他們所有的疾病。現在，千禧世代已經沒有人相信這一點了。Douthat：不過，我認為現在有些人相信另一種永生。我認為人們對人工智慧的迷戀部分源自於一種超越極限的特定願景。我先問了你關於政治的問題，然後再問你這個問題。你最初關於停滯的論點主要涉及技術和經濟，其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一點是，它可以應用於相當廣泛的領域。在你寫那篇文章的時候，你對海上家園很感興趣——本質上是建立獨立於僵化的西方世界的新政體——但後來你在2010年代做出了轉變。你是2016年少數幾位——或許是唯一一位——支援唐納德·川普的矽谷知名人士之一。你支援了幾位精心挑選的共和黨參議員候選人。其中一位現在是美國副總統。身為觀察者，在讀過你關於頹廢的論述後，我認為你基本上就是某種政治創投家。你當時說：這裡有一些可能改變政治現狀的顛覆性力量，值得冒一定的風險。你是這麼思考的嗎？Thiel：當然，這裡面有很多層面。其中一個層面就是，我們希望能夠改變鐵達尼號駛離冰山的航向，或是用任何比喻來形容，真正改變整個社會的航向。Douthat：透過政治變革。Thiel：或許一個更狹隘的願望是，我們至少可以就此展開對話。所以，當像川普這樣的人說「讓美國再次偉大」時——好吧，這是一個積極、樂觀、雄心勃勃的議程嗎？還是只是對我們所處境況的一種非常悲觀的評估，認為我們不再是一個偉大的國家？我對川普會做出什麼積極舉動並不抱太大期望，但我認為至少，一百年來，我們第一次遇到了一位不再灌輸我們布希式甜言蜜語的共和黨人。這當然不代表進步，但我們至少可以進行對話了。現在回想起來，這簡直是荒謬的幻想。2016年的時候，我有兩個想法──你常常會有這種潛意識的想法──但我沒能把它們結合起來：第一，如果川普輸了，沒人會因為我支援他而生氣。第二，我認為他獲勝的幾率是五五開。我心裡有個想法——Douthat：如果他輸了，為什麼沒人生你氣呢？Thiel：這只會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而且實際上無關緊要。但我認為他成功的幾率是五五開，因為問題根深蒂固，停滯不前令人沮喪。而現實是，人們還沒有做好準備。也許我們已經進步到可以在2025年，也就是川普過世十年後，進行這樣的對話了。當然，你不是殭屍左翼分子， Ross——Douthat： Peter，我被叫過很多名字。Thiel：但我會盡力取得進步。Douthat：從你的角度來看，假設有兩個層面。第一個層次是：這個社會需要變革，需要冒險；川普就是變革，就是冒險。第二個層面是：川普其實願意說出關於美國衰落的真相。身為投資人、創投家，你覺得在川普的第一任期內，你得到了什麼？Thiel：嗯。Douthat：您覺得川普在第一任期做了那些反頹廢或反停滯的事情？如果真有的話——也許答案是「什麼都沒做」。Thiel：我覺得這比我預想的要慢得多，也耗時更長，但我們已經到了很多人認為出了問題的地步。 2012年到2014年，我並沒有進行這樣的對話。 2012年我和艾瑞克‧施密特辯論過，2013年我和馬克‧安德森辯論過，2014年我和貝佐斯辯論過。我當時討論的是「存在停滯問題」，他們三個人都說的是「一切都很順利」。我認為至少這三個人在不同程度上已經更新和調整了。矽谷已經調整了。Douthat：不過，矽谷已經做出了調整——Thiel：關於停滯問題。Douthat：沒錯。但矽谷很大一部分人最終在2024年支援了川普——其中顯然最著名的是伊隆·馬斯克。Thiel：是的。在我看來，這與停滯問題息息相關。這些事情總是極其複雜，但我的說法是——我再說一次，我不太願意代表所有這些人發言——但像馬克·祖克柏，或者Facebook、Meta這樣的人，在某些方面，我認為他不太意識形態化。他沒有仔細思考這些事情。預設的自由主義是，而且一直是：如果自由主義不起作用，你該怎麼辦？年復一年，情況是：你做得更多。如果某件事不起作用，你只需要做得更多。你不斷加大劑量，花費數億美元 ，你徹底覺醒，每個人都討厭你。而到了某個時候，你會想：好吧，也許這行不通。Douthat：所以他們轉向了。Thiel：這並不是支援川普的事情。Douthat：這不是支援川普的事情，但無論是在公開場合還是私下談話中，人們都認為，2024 年的川普主義和民粹主義——可能不是2016 年，當時彼得是唯一的支持者，而是現在，在2024 年——可以成為技術創新、經濟活力等的載體。Thiel：你對這個問題的表述確實非常樂觀。Douthat：我知道你很悲觀。但是人們——Thiel：當你樂觀地看待這個問題時，你是說這些人將會失望，他們已經為失敗和諸如此類的事情做好了準備。Douthat：我的意思是，人們表達了很多樂觀情緒，我只想說這些。伊隆馬斯克表達了一些關於預算赤字將如何毀滅我們所有人的末日般的擔憂，但他上任時，他周圍的人基本上都說：我們與川普政府建立了合作關係，我們正在追求技術上的偉大。我認為他們很樂觀。您的想法比較悲觀，或者說比較現實。我問的是您對我們現狀的評估，而不是他們的評估。 您覺得川普2.0中的民粹主義會成為科技活力的載體嗎？Thiel：這仍然是我們目前最好的選擇。哈佛大學難道要繼續敷衍了事，重複50年來一直行不通的舊方法，來治癒痴呆症嗎？Douthat：這只是一個理由：情況不會更糟了；讓我們來顛覆一下。但目前對民粹主義的批評是：矽谷與民粹主義者結盟，但最終，民粹主義者並不關心科學。他們不想在科學上花錢。他們想只因為不喜歡哈佛就切斷對哈佛的資助。最終，你不會得到矽谷想要的那種未來投資。這錯了嗎？Thiel：是的。但我們必須回到這個問題：科學在幕後運作得如何？這就是新政支持者——無論他們有什麼問題，他們都大力推動科學，資助科學，把錢給人們，然後擴大科學的規模。而今天，如果真有一位愛因斯坦那樣的人，他就給白宮寫信，信一定會在收發室裡被遺失。曼哈頓計畫更是不可想像。如果我們把某件事稱為「登月計畫」（moonshot）——比如拜登談論癌症研究時就是這麼稱呼的——那麼在60年代，「登月計畫」仍然意味著你登上了月球。而現在，「登月計畫」指的是完全虛構、永遠不會發生的事情：哦，你需要一個「登月計畫」才能實現它。這又不是我們需要阿波羅計畫。這意味著它永遠、永遠不會發生。Douthat：但你似乎仍然處於這樣一種模式——對你來說，而不是像矽谷的其他人——民粹主義的價值在於撕開面紗和幻想。我們還沒到那種指望川普政府搞「曼哈頓計畫」、搞「登月計畫」的階段。更像是，民粹主義幫助我們看清這一切都是假的。Thiel：你需要嘗試兩者兼顧。它們之間相互交織。核電管制正在放鬆，到時候我們會重新開始建造新的核電廠，或是設計更好的核電廠，甚至可能是聚變反應器。所以，是的，這其中有放鬆管制和解構的部分。然後到時候你真的會開始建設，諸如此類的事情。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你正在清理場地，然後也許——Douthat：但你個人已經停止資助政治人物了？Thiel：我對這些事就像精神分裂症一樣。我覺得這事非常重要，但又極度有害。所以我反覆思考，到底該怎麼做——Douthat：對你個人來說極為有害？Thiel：對所有參與其中的人來說都是有害的。這是零和博弈。這太瘋狂了。然後在某種程度上——Douthat：因為大家都討厭你，把你和川普連結在一起。這對你個人來說有什麼危害嗎？Thiel：這很有害，因為這是一個零和世界。風險真的非常高。Douthat：你最終會擁有以前沒有的敵人嗎？Thiel：這對所有以不同方式參與其中的人來說都是有害的。 「回到未來」有政治層面。你不能－－這是我在2024年和伊隆的一次談話，我們進行了各種各樣的對話。我和伊隆談到了海上家園的版本，我說：如果川普贏不了，我就想離開這個國家。然後伊隆說：沒地方可去。沒地方可去。然後你總會想出一些合理的論點。我們吃完晚餐大約兩個小時後，我回到家，突然想到：哇，伊隆，你不再相信登陸火星了。 2024年是伊隆不再相信火星的一年——不是把它當成一個愚蠢的科技項目，而是一個政治項目。火星本應是一個政治計畫；它正在建構一個替代方案。到了2024年，伊隆開始相信，如果你去了火星，社會主義的美國政府，覺醒的人工智慧也會跟著你去火星。這是我們促成的一次與Elon 和DeepMind 執行長Demis Hassabis 的會面。Douthat：這是一家人工智慧公司。Thiel：是的。對話大致上是這樣的：Demis對Elon說：「我正在從事世界上最重要的項目。我正在開發一個超人類AI。」Elon回應Demis：「我正在從事世界上最重要的計畫。」我要把我們變成跨星球物種。然後Demis說：你知道我的AI可以跟你到火星。然後埃隆沉默了。但在我的敘述中，這個話真正讓伊隆意識到其意義花了數年時間。直到2024年他才真正接受了這哥事實。Douthat：但這並不代表他不相信火星。這只是意味著他決定必須戰勝預算赤字或覺醒，才能登陸火星。Thiel：是的，但火星意味著什麼？Douthat：火星是什麼意思？Thiel：嗯，這只是一個科學計畫嗎？還是像海因萊因一樣，把月亮描繪成一個自由意志主義的天堂之類的？Douthat：一個新社會的願景。裡面住著許許多多伊隆馬斯克的後代。Thiel：嗯，我不知道它是否具體化了，但如果你把事情具體化，也許你會意識到火星計劃不僅僅是一個科學項目，而是一個政治項目。當你把它具體化時，你必須開始思考：嗯，覺醒的人工智慧會跟隨你，社會主義政府也會跟隨你。然後，也許你需要做一些除了登陸火星之外的事情。Douthat：所以，如果我們仍然停滯不前，那麼覺醒的人工智慧似乎是最大的例外，它已經取得了顯著的進步——對許多人來說，這是一個令人驚訝的進步。這也是——我們剛才談到政治——我認為，川普政府在很大程度上給予了人工智慧投資者很多他們想要的東西，既讓他們退居二線，又讓他們建立公私合作夥伴關係。所以這是一個進步和政府參與的領域。您是人工智慧的投資者，您認為您投資的是什麼？Thiel：嗯，我不知道。這裡面有很多層面。我們可以提出一個問題：我認為人工智慧到底有多大？我的愚蠢答案是：它比一個無關緊要的漢堡大，但比不上徹底改變我們社會。我認為它大概相當於90年代末期網路的規模。我不確定它是否足以真正結束經濟停滯。它可能足以催生一些偉大的公司。網路可能為GDP貢獻了幾個百分點，或許在10到15年內每年都貢獻1%的GDP成長。它還提高了生產力。所以，這就是我對人工智慧的大致看法。這是我們唯一擁有的東西。它如此不平衡，有點不健康。這是我們唯一擁有的東西。我希望有更多維度的進步。我希望我們能登陸火星。我希望我們能找到治療痴呆症的方法。如果我們只有人工智慧，我會接受它。它有風險。顯然，這項技術存在危險。但也有——Douthat：所以你對所謂的超級智慧級聯理論抱持懷疑態度。這個理論的基本觀點是，如果人工智慧成功了，它會變得非常聰明，以至於能讓我們取得原子世界的進步，就像：好吧，我們無法治癒痴呆症。我們無法想出如何建造一座完美的工廠來製造飛往火星的火箭。但人工智慧可以。到了某個節點，你跨過了某個門檻，我們不僅會獲得更多的數位化進步，還會獲得其他64種形式的進步。聽起來你似乎不相信這一點，或者你認為這種可能性較小。Thiel：是的，我不知道這是否真的是限制因素。Douthat：這是什麼意思？限制因素。Thiel：這可能是矽谷的意識形態。或許有點奇怪，它更像是一種自由主義而非保守主義，但矽谷人確實非常注重智商，認為一切都關乎聰明人。如果你有更多聰明人，他們就能成就偉業。經濟學中反對智商的論點是，人們其實表現更差。他們越聰明，表現就越差。只是因為他們不知道如何運用這些知識，或是我們的社會不知道該如何對待他們，他們無法融入。所以，這表明，制約因素並非智商，而是我們社會中存在的某種深層問題。Douthat：但這是智力的限制，還是人類超級智慧所創造的性格類型的問題？我不太認同這種觀點——我在一期播客節目中與一位人工智慧加速論者討論過這個問題——認為某些問題只要提升智慧就能解決。我們提升智能，阿茲海默症就迎刃而解了。我們提升智能，人工智慧就能搞清楚自動化流程，一夕之間就能製造出十億個機器人。我是一個智能懷疑論者，因為我認為智能可能有其限制。Thiel：是的，這很難證明。證明這些事情總是很困難的。Douthat：直到我們擁有超級智慧。Thiel：但我和你的想法一致，因為我認為我們有很多聰明人，但事情卻因為其他原因停滯不前。所以，也許這些問題根本無法解決，這是悲觀的看法。也許痴呆症根本無法治癒，這是一個根本無法解決的問題。也許死亡是無法治癒的，這是一個根本無法解決的問題。或許是文化因素。所以，問題不在於個人的聰明程度，而是它如何融入我們的社會。我們能容忍非主流的聰明人嗎？也許我們需要非主流的聰明人來做瘋狂的實驗。如果人工智慧只是傳統意義上的聰明，如果我們定義「覺醒」——再說一次，「覺醒」太意識形態化了——但如果你只是把它定義為墨守成規，也許這種聰明程度不會帶來什麼改變。Douthat：那麼，你是否擔心未來人工智慧會在某種程度上導致自身停滯？它擁有高度智能，卻又循規蹈矩地保持創造力。它就像Netflix的演算法：製作無數部不錯的電影供人們觀看。它產生無數個不錯的創意。它會讓很多人失業，變得過時。但在某種程度上，它又會加深停滯。這是一種恐懼嗎？Thiel：這－－（嘆氣）。很有可能。這當然有風險。但我最終的結論是：我仍然認為我們應該嘗試人工智慧，否則就只能完全停滯不前。所以，是的，各種有趣的事情都可能發生。也許軍事領域的無人機與人工智慧結合，這或許令人恐懼、危險或反烏托邦，或許又會改變現狀。但如果沒有人工智慧，哇，什麼事都不會發生。網路上類似這樣的討論還有另一個版本：網路是否導致了更多的從眾和覺醒？而且，網路在許多方面並沒有像1999年自由主義者所幻想的那樣，帶來思想的豐富多元的爆炸性增長。但反事實地講，我認為互聯網仍然比其他選擇更好，如果我們沒有互聯網，情況可能會更糟。人工智慧更好，它比其他選擇更好，而其他選擇什麼都不是。你看，這裡有一個地方，停滯論的論點仍然被強化。我們只討論人工智慧——我覺得這始終隱含著一種承認，除了人工智慧，我們幾乎完全處於停滯狀態。Douthat：但人工智慧的世界顯然充滿了這樣的人，他們至少似乎對這項技術抱持比你在這裡表達的更烏托邦、更具變革性（無論你想用什麼詞來形容）的看法。你之前提到，現代世界曾經承諾要徹底延長壽命，但現在已經不再如此了。在我看來，很明顯，許多深入研究人工智慧的人將其視為一種超人類主義的機制——超越我們凡人的肉體——要麼是某種後繼物種的創造，要麼是某種思維與機器的融合。你認為這些都是無關緊要的幻想嗎？還是只是炒作？你認為人們假裝要製造一個機器神是為了賺錢嗎？這是炒作嗎？是妄想嗎？你擔心什麼嗎？Thiel：嗯，是的。Douthat：你希望人類能夠延續，對吧？Thiel：嗯——Douthat：你在猶豫。Thiel：嗯，我不知道。我會——我會——Douthat：這的一個漫長的猶豫！Thiel：這裡面蘊含著太多問題。Douthat：人類該存續嗎？Thiel：是的。Douthat：好。Thiel：但我也希望我們能從根本解決這些問題。所以，我始終認為，超人類主義（transhumanism）是這樣的。理想狀態是徹底的轉變，將你自然的人類軀體轉化為永生的軀體。有人批評，例如，把跨性別者放在性愛脈絡下，或者，我不知道，異裝癖是指換衣服、異裝的人，而變性人是指把你的，我不知道，陰莖變成陰道的人。然後我們可以討論這些手術的效果如何。但我們想要的轉變遠不止這些。批評的不是它奇怪或不自然，而是：夥計，這太少了。好吧，我們想要的不僅僅是異裝或改變你的性器官。我們希望你能夠改變你的心，改變你的思想，改變你的整個身體。順便說一下，正統基督教對此的批評是，這些事情還不夠深入。超人類主義不只是改變你的身體，你還需要改變你的靈魂，你需要改變你的整個自我。所以——Douthat：等等，等等。我大致上同意你的信念，即宗教應該與科學以及科學進步的理念為友。我認為任何關於神意的理念都必須包含這樣一個事實：我們取得了進步，取得了成就，並完成了祖先無法想像的事情。但基督教的承諾最終似乎仍然是，透過上帝的恩典，人們可以獲得完美的身體和完美的靈魂。而那些試圖依靠一堆機器獨自實現這一點的人，最終很可能淪為反烏托邦的人物。Thiel：嗯，讓我們先明確一下這一點。Douthat：你也可以有一種異端形式的基督教，它講的是其他的東西。Thiel：是的，我不知道。我覺得「自然」這個詞在《舊約》裡一次也沒有出現過。所以，我理解猶太教-基督教的靈感來自超越自然，戰勝一切。而最接近自然的說法就是人是墮落的。從基督教的角度來看，墮落是自然的，人是一團糟的。這沒錯。但有些時候，在上帝的幫助下，你應該能夠超越並克服它。Douthat：對。但大多數致力於建造假想機械神的人——在座的各位除外——並不認為他們是在與耶和華——萬軍之主合作Thiel：當然，當然。但是——Douthat：他們認為自己在獨自創造永生，對嗎？Thiel：我們討論了很多問題。所以，我剛才的批評是：他們不夠雄心勃勃。從基督教的角度來看，這些人不夠雄心勃勃。那麼，我們來談談這個問題：嗯，他們——Douthat：但他們在道德和精神上不夠雄心勃勃。Thiel：那麼，他們在身體層面上是否還夠雄心勃勃？他們還是真正的超人類主義者嗎？好吧，夥計，人體冷凍技術看起來像是1999年的復古玩意兒——現在這種技術已經不多了。所以，他們不是肉體層面的超人類主義者。好吧，好吧，也許這跟人體冷凍技術無關，也許跟上傳有關。好吧，好吧，也不完全是——我寧願擁有自己的身體。我不想要一個模擬我的電腦程式。Douthat：是的，我同意。Thiel：所以上傳技術看起來比人體冷凍技術低了一步。但即便如此，這也是討論的一部分，而這正是很難得分的地方。我不想說他們都在編造，都是假的，但我不——Douthat：你認為有些是假的嗎？Thiel：我不認為「假」意味著人們在說謊，但我想說這不是重心。Douthat：是的。Thiel：所以有一種豐饒的語言，有一種樂觀的語言。幾周前我和馬斯克聊過這個問題。他說美國十年內將擁有10億人形機器人。我說：好吧，如果這是真的，那你就不用擔心預算赤字了，因為我們會有很大的成長空間，成長本身就能解決這個問題。結果呢——他居然還在擔心預算赤字。這並不能證明他不相信10億機器人，但這顯示他可能還沒想清楚，或者他認為這不會帶來經濟變革，或者這裡面有很大的誤差。沒錯，這些事情確實在某些方面還沒有完全考慮周全。如果要我批評矽谷，那它對科技的意義的理解總是很糟糕。他們的討論常涉及一些微觀層面的問題，例如：人工智慧的智商-ELO分數是多少？通用人工智慧（AGI）究竟該如何定義？我們陷入了無止盡的技術爭論，其中有許多處於中等層面的問題在我看來非常重要，例如：科技對預算赤字意味著什麼？科技對經濟意味著什麼？科技對地緣政治意味著什麼？我最近和您討論過一個問題：這會改變中國收復台灣的考量嗎？如果我們加速人工智慧革命，軍事方面——中國會落後嗎？或許從樂觀的角度來看，這會威懾中國，因為他們實際上已經輸了。從悲觀的角度來看，這會加速他們的行動，因為他們知道現在是機不可失的時候——如果他們現在不拿下台灣，他們就會落後。無論如何——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它還沒有經過深思熟慮。我們沒有考慮人工智慧對地緣政治意味著什麼。我們沒有考慮它對宏觀經濟意味著什麼。這些都是我希望我們能進一步探討的問題。Douthat：您也對一個宏觀問題感興趣。讓我們稍微談一下宗教方面的話題。您最近一直在談論「反基督」的概念，這是一個基督教的概念，一個啟示錄的概念。這對您來說意味著什麼？什麼是「反基督」？Thiel：我們有多少時間？Douthat：我們有你願意花在討論「反基督」的時間。Thiel：好的。嗯，我可以聊很久。我認為一直以來都有一個問題：我們如何表達這些生存風險，我們面臨的一些挑戰，而這些都被框定在某種失控的反烏托邦科學文字中。核戰的風險，環境災難的風險。也許還有一些具體的風險，例如氣候變化，儘管我們已經提出了許多其他的風險。還有生物武器的風險。各種科幻場景層出不窮。顯然，人工智慧也存在某些類型的風險。但我一直認為，如果我們要用這種框架來討論生存風險，或許我們也應該討論另一個糟糕奇點的風險，我將其描述為「單級化極權國家」。因為我認為，人們對所有這些生存風險的預設政治解決方案就是單級化治理。那麼，核武怎麼辦？我們有一個真正有權力的聯合國來控制它們，而它們又受國際政治秩序的控制。此外，還有類似這樣的問題：我們該如何應對人工智慧？我們需要全球計算治理。我們需要一個單級化政府來控制所有計算機，記錄每一次擊鍵，以確保人們不會編寫危險的人工智慧程式。我一直在想，這是否會是一場從煎鍋到火坑的轉變。無神論者的哲學架構是「One World or None.？」這是美國科學家聯合會在40年代末推出的短片。故事從核彈炸毀世界開始，顯然需要一個世界政府來阻止它——One World or None.。而基督教的框架，某種程度上是同一個問題，是：反基督還是世界末日？要嘛反基督的「世界大戰」，要嘛我們夢遊般地走向世界末日。 「One World or None.」，「反基督還是世界末日」，某種程度上，是同一個問題。現在，我對這個主題有很多想法，但有一個問題是——這也是所有反基督書籍中的一個情節漏洞——反基督者是如何統治世界的？他會發表一些惡魔般的、催眠性的演講，人們很容易就上當了。這就是惡魔，機械姬——Douthat：這完全──這簡直難以置信。Thiel：這是一個非常難以置信的情節漏洞。但我認為我們已經找到了答案。反基督統治世界的方式就是不停地談論世界末日，不停地談論生存風險，而這正是你需要監管的。這與17、18世紀培根科學的圖像截然相反，在培根科學的圖像中，反基督就像某個邪惡的科技天才、邪惡的科學家，發明了某種機器來統治世界。人們對此感到恐懼。在我們的世界裡，引起政治共鳴的事情恰恰相反。引起政治共鳴的事情是：我們需要停止科學，我們需要對此說「停止」。在17世紀，我可以想像一個像奇愛博士、愛德華特勒的人統治世界。在我們的世界裡，更有可能的是葛雷塔·通貝裡。Douthat：我想在這兩個選項之間提出一個中間立場。過去，對「反基督」的合理恐懼是某種科技巫師。而現在，合理的恐懼是某個人承諾控制科技，使其安全，並帶來（從你的角度來看）普遍的停滯，對嗎？Thiel：嗯，這更像是我對事情如何發展的描述。Douthat：對。Thiel：我認為人們仍然害怕17世紀的反基督者。我們仍然害怕《奇愛博士》。Douthat：是的，但你說真正的反基督者會利用這種恐懼，說：你們必須跟我走，以避免天網，避免終結者，避免核末日。Thiel：是的。Douthat：我想我的觀點是，看看現在的世界，你需要某種新穎的技術進步來使這種恐懼具體化。所以，如果世界確信人工智慧即將毀滅所有人，我完全可以接受，世界可能會轉向一個承諾和平與監管的人。但我認為，要達到這一點，你需要一個加速論者提出的末日場景來開始上演。為了獲得和平與安全，你需要更多的技術進步。例如，20世紀極權主義的一個關鍵敗筆在於它缺乏知識——它無法知曉世界各地正在發生的事情。所以你需要人工智慧或其他什麼東西來幫助極權主義統治實現和平與安全。所以，你不覺得你最壞的設想本質上需要的是某種突飛猛進的進步，然後被馴服並用來強加停滯不前的極權主義嗎？你不可能從我們現在的處境就直接達到那種境地。Thiel：嗯，可以──Douthat：就像格蕾塔·通貝裡在地中海的一艘船上抗議以色列一樣。我只是不認為，在缺乏加速變化和對徹底災難的真正恐懼的情況下，免受人工智慧、科技甚至氣候變遷威脅的承諾，在當下是一個強有力的全球性戰鬥口號。Thiel：夥計，這些事很難說得準，但我認為環保主義的力量相當強大。我不知道它是否強大到足以建立一個單一世界的極權主義國家，但夥計，它確實如此——Douthat：我認為就目前的形式而言，情況並非如此。Thiel：我想說，這是歐洲人民唯一仍然相信的東西。他們對綠色的信仰遠勝於伊斯蘭教法，也遠勝於中共極權主義的統治。未來是一個與現在截然不同的未來。歐洲目前僅有的三個選擇是綠色、伊斯蘭教法和極權共產主義國家。而綠色是迄今為止最強大的。Douthat：歐洲正在衰落、衰敗，不再是世界上的主導者。Thiel：當然。這總是要根據具體情況來決定。核子技術的運作方式有著非常複雜的歷史，而且——好吧，我們並沒有真正走向極權主義的「單級化」世界國家。但到了1970年代，對核停滯的一種解釋是，科技的失控進步變得非常可怕，而培根式的科學在洛斯阿拉莫斯就此終結。然後就變成了：好吧，事情到此為止，我們不想再繼續下去了。查爾斯·曼森在60年代末服用LSD，開始犯下謀殺案。他從LSD看到的，以及他學到的，是你可以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反英雄一樣，為所欲為。當然，並非每個人都變成了查爾斯·曼森。但在我看來，每個人都變得像查爾斯·曼森一樣瘋狂，嬉皮士接管了一切——Douthat：但查爾斯·曼森並沒有成為反基督者並統治世界。我們正走向末日，而你——Thiel：但我對20世紀70年代歷史的解讀是，嬉皮士確實贏了。 1969年7月，人類登陸月球，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三周後拉開序幕。事後看來，人類進步正是在那時停止的，嬉皮士贏了。沒錯，贏的不是查爾斯曼森——Douthat：好的。我想繼續討論「反基督」的問題，就到此為止。而你卻在退縮。你說：好吧，環保主義已經支援停滯了，等等。好吧，我們同意這些。Thiel：不，我只是說有些東西很強。Douthat：但我們現在並非活在反基督的統治之下。我們只是停滯不前。而你假設，更糟糕的事情即將發生，讓停滯永久化，並由恐懼驅動。我認為，要實現這一點，就必須出現類似洛斯阿拉莫斯那樣的技術進步，讓人們感到恐懼。我有一個非常具體的問題：您是人工智慧的投資者，在Palantir、軍事技術、監控技術、戰爭技術等等領域都投入了大量資金。您給我講了一個關於「反基督者」上台，並利用人們對科技變革的恐懼來建立世界秩序的故事，我覺得這個「反基督者」或許會利用您開發的工具。那麼，「反基督者」會不會這樣想：好吧，我們不會再有任何技術進步了，但我真的很喜歡Palantir迄今為止的成果。這不值得擔憂嗎？這不是歷史的諷刺嗎？公開擔心「反基督者」的人，反而意外地加速了「反基督者」的到來？Thiel：你看，有各種不同的情境。我顯然不認為這就是我在做的事。Douthat：我的意思是，說清楚點，我也不認為你們在做什麼。我只是想知道你們如何能讓世界甘願接受永久的獨裁統治。Thiel：嗯，我們可以描述這個問題的不同層次。但我剛才說的，作為對整個世界50年來一直屈服於和平與安全主義的停滯狀態的概括描述，真的荒謬嗎？這正應驗了《帖撒羅尼迦前書》5:3－敵基督的口號是「和平安全」。我們已經向FDA提交了申請——它不僅監管美國的藥品，實際上也監管全世界的藥品，因為世界其他國家都聽從FDA的監管。核管理委員會實際上監管著世界各地的核電廠。你不能設計一個模組化核反應堆，然後在阿根廷建造。他們不會信任阿根廷的監理機關。他們會聽從美國。所以，這至少是一個關於我們為何經歷了50年停滯的問題。一個答案是，我們耗盡了所有想法。另一個答案是，在文化層面上，發生了一些不被允許的事情。文化層面的答案可以是某種自下而上的答案，人類正在轉向更溫順的物種。或者，它至少可以部分自上而下，即政府機構已經變成了這種停滯不前的機構。核能本應是21世紀的能源。但不知何故，它在世界各地卻被擱置了。Douthat：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已經活在敵基督的溫和統治之下了。你認為上帝掌控著歷史嗎？Thiel：（停頓） 哥們，這又來了——我認為人類自由和選擇總是有空間的。這些事情並非註定的。Douthat：但上帝不會讓我們永遠處於一個溫和、停滯主義的反基督者的統治之下，對吧？故事的結局不可能是那樣，對吧？Thiel：把太多的因果關係歸咎於上帝總是有問題的。我可以給你不同的聖經經文，但我給你約翰福音15:25，基督在那裡說：「他們無緣無故地恨我。」 所以，所有這些迫害基督的人都沒有理由，沒有理由迫害基督。如果我們把這節經文解讀成終極因果關係，他們就會說：我迫害是因為上帝讓我這麼做。上帝是一切的根源。基督教的觀點是反加爾文主義的。上帝並不在歷史的背後。上帝並非萬物之主。如果你說上帝造成了一切——Douthat：但是等等，但是上帝是－Thiel：你在把上帝當替罪羔羊。Douthat：但耶穌基督進入歷史的背後是上帝，因為上帝不會讓我們留在一個停滯不前、頹廢墮落的羅馬帝國，對吧？所以，在某個時刻，上帝會介入。Thiel：我不是那種加爾文主義者。而且——Douthat：那不是加爾文主義，那隻是基督教。上帝不會讓我們永遠盯著螢幕，聽著葛蕾塔‧童貝裡（Greta Thunberg）的說教。祂不會拋棄我們，任其自生自滅。Thiel：無論好壞，我認為人類的行動空間和自由都很大。如果我認為這些事情是命中註定的，那你最好接受現實——獅子來了。你應該做做瑜伽，虔誠地冥想，等著獅子把你吃掉。我不認為你應該這麼做。Douthat：我同意。我想，就此而言，我只是想表達希望，並建議大家在試圖抵抗敵基督時，運用人類的自由，應該抱持成功的希望，對嗎？Thiel：我們在這一點上達成一致。Douthat：好。彼得·蒂爾，謝謝你接受我的採訪Thiel：謝謝。 （碳鏈價值）

弗朗西斯·福山：我想從一個你曾提到的觀點開始——關於美國存在某些自由派和保守派的盲點。你指的是什麼？ 彼得·蒂爾：表面上看，我們當前的辯論之一是，左派，尤其是“佔領華爾街”運動，主要關注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問題——99%的人對抗1%的人。顯然，財富和收入的不平等程度都在急劇上升。大概從1973年至今，這一趨勢的上升速度甚至超過了19世紀的增長幅度。然而，右翼並不願意正視這一問題。他們要麼否認不平等的存在，要麼認為它無關緊要。這是一種非常奇怪的盲點。顯然，如果你對指數增長進行外推，這種趨勢可能會發展得更遠。如今，我們所處的不平等水平堪比1913年或1928年；在全球範圍內，甚至可能已經超過了1913年的峰值，更接近於1789年的狀況。 在現代歷史上，財富不平等問題只有通過三種方式得到解決：共產主義革命、戰爭或通貨緊縮引發的經濟崩潰。這是一個令人不安的問題——在當今社會，這三種情況中的那一種會發生？或者是否存在第四種解決途徑？另一方面，右翼的“茶黨”運動則主要關注政府腐敗問題——並非道德上的腐敗，而是政府的低效，即政府無所作為、浪費資金。我認為這一點是正確的，而且這種情況變得越來越嚴重。政府的運行效率遠不如以往。在我的辦公室外，就能看到金門大橋。這座橋是在羅斯福總統執政的20世紀30年代建造的，僅用了大約三年半的時間。而目前，他們正在修建一條通往金門大橋隧道的連接公路，預計至少需要六年才能完工。 弗朗西斯·福山：而且，這還需要無數的環境許可、訴訟等等。 彼得·蒂爾：是的。整體而言，在許多不同領域，政府的運作都極其低效，表現不佳。在外交政策方面，中東戰爭的成本遠遠超出了我們的預期。你還可以看看類似政府主導的領域，比如醫療和教育支出，這些成本已經完全失控。政府要麼花更多的錢去做相同的事情，要麼花相同的錢卻做得更少。左派對政府浪費和低效存在很大的盲點。 在某種程度上，這兩個看似截然不同的爭論，其實應該被視為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問題的核心是：富人應該保留他們的財富，還是應該由政府徵收？反對富人持有財富的觀點是：“是的，因為他們已經擁有太多。” 反對政府的觀點是：“不，因為政府只會浪費這些錢。” 如果我們把經濟問題的視角放寬一點，儘管我個人認同自由意志主義右翼的立場，我仍然認為我們有責任重新審視過去四十年的歷史。尤其是，我們需要徹底反思里根在20世紀80年代的經濟政策。從某種角度來看，自由意志主義的“小政府”觀念並不是永恆的真理，而是對政府日益失能的應對策略——這種政府失能在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就已顯現。因此，政策的回應是將資源保留在私營部門。然後，像拉弗的供給側經濟學（Laffer’s supply-side economics）為這一政策提供了政治支援，即使這些理論並不完全精準。我們可以承認，這些經濟理論未能完全實現其承諾的效果，但如果歐巴馬試圖推翻里根時代的政策，他必須面對當年這些理論所針對的政治現實。我們不能僅僅說信用創造在20世紀80年代出了問題，我們還必須應對20世紀70年代政府失能的問題。 所以，左右兩派各有不同的盲點，但我更感興趣的是它們的共同盲點——一個我們在社會討論中較少涉及的問題：技術減速（technological deceleration），以及我們是否仍然生活在一個技術持續進步的社會中。我認為，20世紀60年代末不僅是政府開始失能、社會契約各個方面開始瓦解的時期，也是科學和技術進步速度顯著放緩的時期。當然，電腦時代，以及過去15年間網際網路和Web 2.0的發展，是一個例外。金融領域或許也是如此，它在這段時間裡經歷了大量創新（有些人甚至認為是過度創新）。 然而，在其他領域，技術進步幾乎全面放緩。以交通運輸為例：從字面上看，我們的移動速度並沒有真正加快。能源危機已經演變為更廣泛的商品危機。在許多其他方面，如今的現實遠未達到我們曾經懷抱的宏偉期待。我認為，世界上的發達經濟體本質上依賴技術進步來實現增長，而當技術進步的速度放緩時，經濟增長也會減弱，這就會對我們的政治體系造成巨大壓力。我認為，政治體系的核心功能在於達成一種妥協，使得大多數人在大多數時間裡都能受益。但在缺乏增長的情況下，政治就會變成一場零和博弈，每個贏家的背後都伴隨著一個輸家。大多數輸家最終會懷疑，贏家是否在利用某種欺騙手段。因此，我認為技術減速與政治和經濟上的犬儒主義和悲觀情緒之間存在密切聯絡。 因此，我認為我們對當前問題的診斷完全是錯誤的。所有的討論都圍繞宏觀經濟學展開，比如我們應該印多少貨幣。我認為，貨幣可以繼續增發，導致通貨膨脹；也可以停止印鈔，導致通貨緊縮。糟糕的通膨表現為商品和原材料價格上漲，而糟糕的通縮則體現在工資、薪水和房價的下降。然而，所謂的“恰到好處”的情況——即商品和消費品價格下降，而工資上漲——在現實中似乎遙不可及。在一個沒有增長的世界裡，我看不到如何能夠實現這種理想的經濟狀態。

Peter Thiel，一個在全球科技和投資界中頗具影響力的投資人，與Joe Rogan進行了一場長篇對話。這次訪談涉及了從洛杉磯的生活選擇到人工智慧的未來等多個議題，Thiel的觀點一如既往地充滿著對現狀的批判和對未來的深思。而Joe的播客向來重點不在科技而在社會思考上。所以有趣的是，可以通過這個播客訪談，瞭解Peter Thiel科技投資及之外的很多思考。 Thiel的核心論點之一是，儘管美國依舊在全球佔據領先地位，但其社會和經濟結構卻陷入了一種微妙的停滯狀態。他反覆提到美國在許多方面的“絕對停滯”，尤其是與其他國家相比，雖然美國的問題可能並不顯得更為嚴重，但這種對比卻分散了人們對美國自身問題的注意力，使得深入討論和解決問題變得更加困難。Thiel指出，儘管許多問題在表面上顯得簡單，然而在實際操作中卻難以解決，這種複雜性體現在諸如預算赤字、稅收政策等諸多領域。 在討論到科技行業的集中化和網路化時，Thiel提出了一個引人注目的觀點：儘管網際網路初衷是消除地方的限制，但科技公司卻高度集中在加州，這種集中的力量在今天已經非常顯著，特別是在人工智慧領域。Thiel認為，人工智慧的發展將對社會產生深遠的影響，甚至比網際網路革命更為劇烈。這一切可能會在未來的20年內改變世界的經濟、文化和政治結構。 此外，Thiel還談到了人工智慧的“圖靈測試”現象，這一成就標誌著人工智慧在技術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然而，Thiel敏銳地觀察到，儘管人工智慧的進步令人矚目，但它對人類生活水平的提升卻仍然存在疑問，這也反映了我們所處時代的技術進步與社會實際需求之間的錯位。